查手机流量打什么电话（查手机流量）

然而，在能够查询到的最近的一份裁判中，下级法院仍然基于抽象—具体的分类，以受诉行为是否属于抽象行政行为来论证，是即将其排除出受案范围。

以特定宪法实施概念为前提而推演出的宪法的选择性适用的结论，将在宪法文本中造成分裂。谭倩、袁立："基本权利的'制度性保障'及其问题--以公民劳动权为例的论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4期。

[2]以二百多篇的样本量为评价基础，虽仍无法反映学科全貌，但足以提炼其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势。[41]参见章永乐："'必要而危险'的权力：民初宪政争衡中的行政专权"，《法学家》2012年第2期。[44]参见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后者则需国家法律塑造其形貌，例如婚姻制度。我们亦欢迎学界同仁对本刊的"评价"再做评价，在此相互砥砺中，一个学科方能培植出对自身状况的反思能力，进而反哺其学习能力，最终形成健康的自创生系统。

只要实现了这一点，代表的具体构成则并不重要，即使是官员代表或精英代表，也不足为虑。宪法学者或许认为此类问题该由政治学者回答，但在香港这样高度发达的法治社会，政治问题通常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第三层架构是非代表制的参与民主制与政治协商会议。

依施米特的理论，基本权利是指先于国家的自由权，而制度性保障则是国家之内的权利或地位。重新制宪是引起最激烈震动的机制，在政权变动的时刻，自然需要这种机制。（四）对港澳基本法的研究 在2012-2013年，随着香港政改的推进，香港基本法日益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不但有人套用这套框架提出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的一般理论，[17]而且更多的学者借此分析各项具体的基本权利。

在民国宪法史的研究中，章永乐从"行政专权"这个概念入手，揭示了政体变革的艰难。[8]参见高全喜："政治宪法学视野中的'八二宪法'"，《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认知属于理论理性的领域，其目的是以观察者的视角客观描述对象，因此需要价值中立。[5]该文使用的概念是"宪法实施"，其实和"宪法适用"同义。这类条款的弊病主要在于缺乏明晰性和可实现性。不过，直接选举与代表对选民的回应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就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香港终审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基本法解释权上的分工。2012年是"八二宪法"实施30周年，大部分期刊均举行了主题研讨。如果基石立足未稳，则细枝末节终难牢固。高全喜与田飞龙对政治协商会议之地位的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基于此种认识，本刊曾于两年前围绕各学科撰写发展评价。[22]参见吴天昊："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是权力而非权利"，《法学》2012年第12期。

[23]参见曹旭东："香港政党政治的制度空间"，《法学》2013年第2期。这种分歧看似出于学者主观兴趣的差异，实则反映了规范的内在逻辑与宪法在我国的特殊处境。

[35]参见王旭："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的虚弱--对基础规范理论政治功能的批评"，《清华法学》2012年第3期。从法教义学进路出发的研究则固守文本，努力使文本的含义更加清晰准确。第二类不适合直接适用的是经济政策条款。政治宪法学关注规范的创生，法教义学阐发规范的意涵，法社会学关心规范的落实。曲相霏："消除农民土地开发权宪法障碍的路径选择"，《法学》2012年第6期。上文曾言，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的论争起于对宪法适用的不同态度。

[39] 在古代宪法和近代宪法方面，倒是有些值得关注的成果。赵晓力文章并未探讨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的关系，而是专注于全国人大本身的结构缺陷。

同理，在民主制之下，人民成为统治的主体，政治秩序实际是人民的自我管理，亦不存在国家与人民之间建立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可能。法教义学完成其使命的方法是解释和体系化。

面对此种分歧，弥合之道并非武断地声称自己提出的框架优于其他，而是坦诚地阐明自己提出框架时所依据的标准中国学者从基本权利入手，如果是避重就轻的暂时策略，尚可理解。

反之则需探究规范的创生机制。林来梵"国体概念史：跨国移植与演变"一文弥补了这一缺憾。第二，国家的政治构成因时因地而异，因此需要深入到各国的具体历史和处境当中。近年来，随着比较法知识的引介，特别是德国的基本权利理论的引入，一种分析基本权利的理论框架逐渐成型，并日益成为学者的共识。

[20]作者的核心命题是：集体所有应该落实为集体成员的个人权利，由此，集体成员就有资格参与集体土地的管理。[5]参见张千帆："宪法实施的概念与路径"，《清华法学》2012年第6期。

叶海波："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合宪性推定"，《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在具体论题方面，对国家机构和基本权利的研究均有所拓展。

（五）宪法解释理论的发展 法教义学进路的核心特征是关注文本，注重条文适用。不过，另一方面，应被认真对待的宪法却不应该是宪法整体，如果主张应该毫无差别地适用宪法的所有条款，亦会陷入困惑。

总体来说，以法哲学或政治哲学为方法论基础的研究虽然也注重文本，但根本旨趣在于探求文本背后的深层观念结构或制度结构。如果说在大陆范围内讨论宪法适用只是纸上谈兵的话，那么，香港问题提出的挑战则是真切而严峻的。《政法论坛》2012年第6期。就已经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香港终审法院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香港基本法解释权上的分工。

（一）宪法史研究 以"八二宪法"为契机，大多数刊物皆组织了专题研讨。[4]参见张千帆："论宪法的选择适用"，《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

制度性保障理论的引入有助于解决基本权利对某些领域保护不足的问题。在价值多元的现实面前，基础规范无法化解其中的冲突，王旭称之为"自由主义中立性原则之局限"。

李忠夏对宪法解释的讨论则从宪法变迁的视角切入。张千帆："城市土地'国家所有'的困惑与消解"，《中国法学》2012年第3期。